07年末，有佛教居士给我发来一篇网络文章，叫做《同为出家人：大悲寺和的对比》，文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感人地反映了两家佛寺的不同特点。出人意料的是，这样一篇有关宗教的帖子，慢慢地竟引起了以新华网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的关注，并在新年之后达到高潮。仅在网易，9天之内的点击量就近百万。海内外所有的大型汉语门户网站都发表了相关文章，许多纸媒也直接介入。大众对佛教发展走向的巨大关注令人惊喜有加。

该文章的核心是：辽宁的大悲寺，僧人穿百衲衣，不捉金钱，日中一食，每年行脚一次，露宿野外，托钵乞食，不化缘，自己修路建寺，不设功德箱，上香。僧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大部分是大学生，出家前有医生、记者、工程师、画家等。“这里很多僧人燃指供佛。有一位僧人燃掉了整个食指，骨头烧裂，骨髓喷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僧人衣着华丽，为手机开光，接受政府奖励的豪华汽车，保洁员打扫卫生，兜售昂贵的巨香，僧人象马戏团一样表演，在上网，等等。

都是佛教，差别咋那么大呢！网友的跟帖总数当以万计，五花八门。批评、否定乃至咒骂以及进行人身攻击的帖子占了更大比例，对于大悲寺，则多是叫好之声。有的文章则进一步提炼主题，质问“谁是佛教的正统”。而在网易展开的“你觉得当代僧侣应该融入现代社会吗”的调查中，根据《新快报》记者乔麦的统计，在71185位投票者中，近95%的网友认为“僧人应静心修行，不应积极入世”，仅有2.66%的网友认为佛教应该与时俱进。

一叶知秋。一篇有关宗教的网文迅速走红，使宗教问题罕见地走进大众舆论视野，引发数亿网民的眼球和键盘，是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最新反映。经过30年不屈不挠的改革开放，中国民众终于从关注经济政治等物质、制度文明，进入到对以宗教信仰为代表的精神生活的重视。而这篇文章对两家佛寺的描述和评论，以及网民反映出的倾向性，则是中国当代宗教的两大基本特性——保守性与开放性激烈博弈的生动体现。

一、中国当代宗教的保守性倾向

“保守”一词，在这里取基督教徒所常用的保持、守住之意，绝无贬义。宗教的保守性，指在宗教理念、宗教组织和宗教等方面，强调教义的原初意义和宗教的终极价值，维护传统体制，提倡传统实践方式，侧重戒律与修行，不惜使宗教与世俗社会保持较高的张力，并较为排斥宗教与世俗社会的接近及其相互影响。

保守性是中国当代宗教的一个普遍特性，在各大宗教中都有鲜明的体现，是理解中国当代宗教特质的重要门径。

就佛教而言，最近20多年，几乎所有强调戒律与清修的佛寺都得到了长足进步。山西的普寿寺，最为强调戒律，比丘尼在此学习的期限为6年，头4年专修戒律，生活清苦，要求严格。或许一般人会认为这样的道场太苦了，没有人会喜欢，但事实上普寿寺在短短10年内，由90年代初的3间茅棚几位僧人，一跃而为清静庄严，常有600人同时修行的大道场。与此类似，福建的平兴寺、浙江的多宝讲寺等许多强调清修的道场，虽不为世俗社会和大众媒体所熟知，但都有很快的发展，在佛教内部拥有极大的影响。

佛教保守性倾向的另一个表现是其排他性。进入新世纪，在佛教界内部，出现了对佛教“泛文化论”、“泛禅论”的批判，认为推广少林功夫、生活禅等内容的佛寺，过于世俗化，有损于佛教解脱成佛之终极关怀的实现，助长了佛教内部的戒律松弛与腐败。随后，批判对象扩展到学术界，认为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宗教是文化”命题的论证不仅没有揭示出宗教的特质，而且客观上成为宗教内部堕落的理论依据。最后，这股保守性思潮追根溯源，将箭靶指向政府所倡导的“相适应”理论，将佛教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张力拉高，最终在2006年前后达到顶峰，构成自1950年代以来大陆政教关系史上最明显的一场冲突。

保守性宗教思潮在当代中国不仅表现在佛教方面。在基督教界，有人倡导的“爱的基督教”理念，试图降低与社会的张力，但受到许多基督徒特别是几乎所有家庭教会信徒的抵制，他们认为将爱作为基督教核心理念，弱化了基督教的独特性，将危及基督教的独立存在与发展。在天主教界，长期存在着不与政府合作的所谓地下教会，以维护天主教的正统性为旗帜，不惜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在伊斯兰教界，最近20来年新修的清真寺，大多一反明清之后的汉地清真寺风格，而多为中东式的建筑格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代表伊斯兰教的本性。

依据宗教学理论，保守性思潮一般出现在宗教复兴时期或改变信仰的宗教徒之中。中国当代宗教之保守性倾向源头何在呢？

最基本的原因，或者说内因，是当代中国的宗教徒，绝大多数为新皈依者。这一信众的人口结构，为保守性思潮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当代中国宗教徒主体的中青年教徒，都是在文革之后皈信的，或从无信仰转为有信仰，或由世俗信仰转为宗教信仰。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宗教转信者一般都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在政治生命以及社会生活中付出了牺牲，特别对于那些专业教职人员而言，他们由此失去了在世俗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对于自身的宗教身份具有高度的自尊，极力维护其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神圣性，潜在地以此作为其世俗社会牺牲的补偿。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在与政府及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协调中，往往中青年一代的教职人员更容易宁折不弯，更容易产生排他性与对抗性，反而是老一代的信仰者可能更为宽容和从容。

最近30年来，保守性教派的增长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这构成了中国当代宗教保守性思潮的外因，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影响尤大。从美欧发达地区的宗教发展看，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保守性的教会不仅不会衰微而且会增长。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大众，对失业等社会问题的忧虑代替了古人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宗教需求将一直存在。而在消费宗教的过程中，现代人更喜欢并接受保守性教会的严格要求，与其日常生活的差距越大，吸引力也越大。相反开放派的宗教，或许就因为其与世俗社会过于接近而失去魅力，缩减其市场份额。美国保守性的基督教福音派的持续增长盖源于此。

由此谈到大悲寺，从网上发布的资料看，完全可以用上述理论予以解释。以医生、记者等专业工作者组成的僧团，更喜欢保守一些、传统一些的教会是完全正常的。一般说来，出家前的社会地位越高，为出家所付出的代价越越大，就越需要在宗教中得到补偿。这种补偿需求是促进其保守性的重要动力。如果他要享受世俗的欢乐，就失去了出家的必要；既然出家了，就要过一种与过去不同的生活。在一定阶段，这种思想达到高峰之际，就会出现烧出骨髓以表达虔诚等极端现象。在世俗人面前，这类出家人要表现出：“我和你是不同的！”在其他教派面前，其心态是：“我比你虔诚，我才是最正统的！”

对于一般信众乃至大众而言，他们对宗教团体的崇拜是与自身的宗教期望密切相关的。在他们想象与期待中，宗教团体的生活应该是与世俗生活截然不同的。这种差距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就对越信众有吸引力。普寿寺曾经组织过一个100人的短期居士培训班，结果有1500多人报名。柏林禅寺曾经举办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生活禅加油站”，在周末让老板体验佛教生活，有人在打扫院子时痛哭流涕，因为已经10多年没摸过扫把了。这种宗教心理状态，可以解释大悲寺何以会受到活跃于网络的社会阶层的追捧。

二、中国当代宗教的开放性倾向

与“保守”一词一样，这里所说的开放也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的，无褒无贬。宗教的开放性，指的宗教在思想、组织和形式等方面主动适应时代的需求，对固有的宗教表达方式作出损益，以随顺社会的发展。

任何宗教的存在，都是满足一定社会需要的结果。因此，为社会提供适销对路的宗教产品，就是任何一个宗教、教派以及教会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所有消失了的宗教派别，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找到适当的满足信众需求的方式。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都有非宗教的主流意识形态，古代是儒家，现代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身处此一社会环境之下，某种宗教要生存与发展，没有高度的适应性和自我调节能力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语境下宗教生存的艰辛实非外人所能体会于万一。盛唐之际的佛教何等风光，然唐武宗一声令下，佛教近乎荡然无存，唐僧取经天下皆知，而所取之经——无与伦比的人类文化财富，浩劫之中片叶不存。

基督教作为一个具有较强排他性的宗教，要在中国获得合法性并发展，以开放的心态自我调适是必要及必然的。强调“爱”的基督教，就是这种调适的成功案例。或许有基督徒认为这削弱了基督教的信仰性，但一个强烈主张只有信主才能得救，其余的人都要进地狱的基督教，不仅会与中国政治，也会与中国的大多数民众，与中国的其他宗教产生剧烈的冲突。由信仰而引起的战争是西方历史上所常见的事情，但素为中国文化传统所排斥并超越。当代中国基督徒秉承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突出基督教“爱”的精神，降低了基督教与社会的张力，进而为其生存与发展赢得了合法性。

在中国宗教史上，佛教有2次最重要的改革与开放，奠定了汉传佛教的基调与未来。一是公元7世纪慧能的禅宗革命，这位不识字的樵夫以其对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本质的无上洞见，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最终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创造出别开生面的汉传佛教，成为东方宗教与文化的标志。汉传佛教的第二大开放与变革，就是20世纪太虚大师提出的“人间佛教”理念，这从根本上指明了佛教在现代化条件下的演进之路，奠定了佛教在当代及未来发展的基石。人间佛教思想首先在台湾开花结果，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与民主化进程，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等佛教新系，或传教，或慈善，或学术，适应时代，斑斓纷呈，展现了佛教在现代化语境下依然璀璨的魅力。印顺法师更在理论上将人间佛教概括为知识的、在家的、青年的、女性的佛教。

20世纪最后的20年，大陆人间佛教也走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与文化消费成为佛教重新进入大众生活的首要媒介。在经过30年的严厉管制之后，佛教以及所有宗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已经非常隔膜并人为扭曲。然而，即便在文革宗教几乎灭绝的时期，一些佛教场所和器物也作为不同级别的文物被保留下来，进入博物馆和园林。随着经济的逐步繁荣，旅游和文化消费日益走进中国人民的生活，佛教文化遗产由此成为事业的重要资源，进而成为人民合法接触佛教的首要途径。

在佛教乃至宗教重新回到人民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如果单挑一个教会来说明其作用的话，首屈一指的，则莫过于。1982年，电影《少林寺》吸引了多少男儿对嵩山及少林功夫的无限向往。适应全球性的功夫热，走上了一条以功夫为媒介吸引大众、传播佛教与中国文化的道路。20多年来，少林寺在这条道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不仅少林寺自身由一座残庙发展为格局精严的道场，特别重要的是，少林功夫成为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中国宗教与文化品牌。就国内影响而言，使一代青年由此知道了功夫与佛教，其中也不乏因慕名到嵩山学习武术而最后出家的优秀僧人。在佛教依然被大多数人视为封建迷信的20世纪80年代，能够引导青年一代正面地接触佛教，少林寺功不可没。从国际来说，数以千计的少林功夫道场成为这个时代中国文化的最显著符号之一。当普京等世界一流政治家以及世界一流媒体蜂拥而至嵩山少林的时候，少林寺在当代中国佛教、宗教乃至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的价值注定将名垂青史。或许少林寺未能满足所有出家人更深入地精研佛法的需求，但以功夫为媒介将佛教在中国大地正名，将优秀青年引入佛门，将佛教文化、中国文化传遍世界，仅此一点，无愧于时代！

这就是本文为一辩的理由所在。

既然如此，少林寺为什么会在部分信众以及大众媒体上有如此多的负面评论呢？除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比如卖高价香——有不妥之处，更重要的是，不仅是功夫之源，更是禅宗祖庭！作为中国文化最优雅的符号，“中国禅”寄托了世界佛教徒以及中国人民的多少期待！对于佛教徒而言，少林寺首先而且主要是禅宗祖庭，功夫或许只是雕虫小技。相比少林寺利用功夫将佛教推向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它在禅宗精神的弘扬上的确相形见绌。不错，少林寺在新世纪重建禅堂，恢复禅七，组织了授戒，或许对于一个一般性的佛寺，这已经做得很好，但相对于禅宗祖庭的历史地位而言，这些努力还远远不能满足大众特别是虔诚佛教徒的心理预期。这就是少林寺争议频频的根本原因。无疑，禅宗精神的恢复将是比功夫的弘扬更为艰巨的任务，但这是摆在面前无可回避的历史性挑战。在未来20年，少林寺能否做到功夫与禅修一色，武僧与禅僧齐飞，将决定是继续成为无愧于时代的佛教与中国文化象征，还是象批评者所说得那样沦落为“马戏团”。

三、中国当代宗教保守性与开放性的互补与共赢

保守性与开放性是宗教存在的两个层面，如同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宗教的保守性维护了宗教的核心价值，确立自身的身份认同，保证了宗教正统的一脉相承。宗教的开放性搭建起宗教与世俗社会的桥梁，使宗教与时俱进，与不同的环境相适应，为宗教的存在和发展赢得时代的合法性。

任何宗教，任何教派，乃至任何教会，在保守性和开放性上，会有不同的侧重，但根本上都是两者的统一、如同跷跷板，不怕有高有低，关键是能够自我调节，求得平衡。偏重保守性，会赢得一部分信仰坚定的信众，也一定会在现代化条件下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如果过于保守，则会因为信仰的成本太高，不可能广为流传，甚至可能与社会产生剧烈冲突。试想假如信佛就要将手指烧得骨髓喷涌，那将有多少家长乐意将孩子送入这样的僧团。偏重开放性的宗教团体，会在入门层次上吸引更多的大众，并因为与社会的张力较低而为社会所喜闻乐见，但如局限于此，不能满足信众更深层次的需求，则可能会逐渐被信众所遗弃，其适应大众的宗教产品或许会摆脱宗教背景，成为一般性的公共文化产品。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太极拳，这一原本属于道教的宗教修炼方式，在体育化的过程中过多地过滤掉了宗教内涵，以至于那些晨炼者在解读“抱球”时多在想象篮球而非太极球。

就中国的当代佛教乃至宗教而言，或许大悲寺与正是保守性与开放性不同侧重的代表。在当代历史境域下，不同风格教会之间的博弈，最好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确定唯一正统，而是取长补短，动态平衡，多元繁荣，一同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民众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并以此长住于世。